既是否天分,哈工业余大学学副校长

2019-12-09 16:20 来源:未知

“考研3次,读博7年”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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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好“笨人”

来源:上观新闻 2017-07-07 吴越


薛其坤有个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坚持了20年。

2016年9月获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2017年1月被评为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2017年5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公众视线中的薛其坤,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明星校长”。

从1999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起,薛其坤一直率领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领域中潜心探索。2012年,他带领的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引起轰动。

然而,难以想象,在薛其坤闪耀的科研成果背后,却是“考研考了3次,读博读了7年”的坎坷经历。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中科院院士,薛其坤的经历与心得引人深思。

“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现在”

周日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了薛其坤位于清华物理系4楼的办公室。这间屋子不大,书橱里、书桌上、沙发旁堆放着一摞摞的书籍和资料,书与书的间隙之间,是薛其坤这些年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参会证和捧回来的奖状、奖杯。

在外界看来“拿奖拿到手软”的薛其坤向记者“坦白”,除了“考研考了3次,读博读了7年”外,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还遭遇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坎儿”。

“但是,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了现在。”薛其坤抿了口咖啡,缓缓道出。

上观新闻:您小时候想象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吗?

薛其坤:完全没有。我出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读小学、中学时,农村条件还相对落后,大人们都在为生计而努力,我每天看到的就是父母起早贪黑干农活的背影。学校里也和现在很不一样,同学们都是跟着学校的安排念书,没人想着要加课补课,我哪会有什么长大以后成为物理学家的想法?

人生中第一次对未来有些概念是在初中后期,当时,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我记得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了一句:“同学们,高考恢复了,好好学习就有希望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听完之后,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感觉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才定下理想———走出大山,读大学。

上观新闻:1980年,您考入了山东大学光学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后来又为何想到继续读研?

薛其坤: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去济南是很自然的选择。但专业的选择,我只记得那时候物理成绩考得好,老师给我推荐了几个系,我就照着填,其中就包括光学系。被哪个系录取,其实对我们来说差别都不大。当时由于信息的匮乏,各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学成后将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一无所知。

回想起来,当时想要考研的想法很单纯。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学校的报栏上贴着一些招生宣传资料,一看就挪不动步子了,心里觉着“研究生”这个词很神圣。我想,如果当了研究生也许就能做研究人员、做科学家,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于是,怀着对科学朴素的向往,我开始在平日的学习之外,抽时间准备考研。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初心”。

上观新闻:但您的考研路并非一帆风顺,头两回都遭遇了失败,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一般的人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气馁甚至退缩,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薛其坤: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但我自己从小在相对贫穷落后的环境下长大,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人的意志,所以我的性格其实是相当乐观坚强的。

头两回考的分数不好,我也有过不愉快,可是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几分钟。很快我就会想,自己是不是准备不够充分,对题目的风格是不是不太适应,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好准备再努力一把呗。我也会自我鼓励,肯定一下自己之前达成的目标,然后投入新的目标。

不管从事哪一行,其实都应该学会正视眼前遇到的困难,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没有过不去的坎。

上观新闻:是否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朴素向往和乐观坚强的性格,支撑您从济南走到北京,从日本走到美国,一直走到了今天?

薛其坤: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不去想太多遥远的未来,而是专心做好眼前的事。内心始终相信,有了向往,足够努力、坚强,路就能一直走下去。而且,随着国家日益强大、开放,个体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能追逐之前所难以实现的梦想。我的求学之路这样丰富,也离不开这一点。

“7-11院士”是如何炼成的

薛其坤有个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坚持了20年。

“7-11”的养成源自薛其坤读博期间在日本学习时接受的“魔鬼训练”。1992年,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报到的第一天,薛其坤就拿到了一份实验室内部规则,除了一些注意事项,上面还明确规定了作息时间:早7点,晚11点,全员遵守,不得违反。薛其坤回忆,要是有人早离开,导师的脸色就会很难看。

谈及当年艰难的适应过程,薛其坤至今“心有戚戚焉”。但他也说:“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关乎身体,更关乎心灵。”

上观新闻:您把当年的经历称为“脱胎换骨”的改变,具体怎么个变法?

薛其坤:彻头彻尾的改变,从“自由散漫”的生活作息,变成像时钟一样准确的作息。

从小我就不算学习特别刻苦,在同学之中还属于贪玩的。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每天会按时上好每一节课,按时完成作业。空余时间就用来休闲娱乐,比如花2小时踢踢球、做运动,或是约着同学一起下棋、看录像。但到了日本,生活在强大的外压下变得极其简单,每天都是实验室和宿舍“两点一线”,我整个人的身心一下子都扑到了科研上。

上观新闻:去之前,您对那里的科研生活的艰苦有心理准备吗?

薛其坤:出发之前,我大致知道日本实验室的规矩很严,但从没有想过会如此严苛,对“7-11”更是毫无心理准备。

我原本想着,去日本学习可以接触一些国内没有的先进科学设备,还可以四处转转,增长见识。没想到,是我“想太多”。到那儿的第一年,别说是其他城市,就连东北大学所在的仙台市是什么样,我都了解不多。

那段封闭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语言不通、技术不熟、睡眠不足的“磨难”,每日为了能生存下去而挣扎。

上观新闻:但后来,这套需要执行者极度自律的作息,您坚持了整整20年。当您成为教师之后,有这样严格要求学生吗?

薛其坤:我没有规定他们必须要完全遵守“7-11”的作息,但是对他们在学术规范、学术态度上的训练,是丝毫不含糊的。如果有学生犯了错,我会严肃批评教育,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清楚,让他发自内心地理解。比如说,学生论文中多出来的空格、错用的标点符号我都会一一指出,手把手地给他分析如何改正。有人说这样很浪费时间,但我不认同,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浪费”之说,日后在他们身上自然会看到成果。

我现在的坚持,和导师当年对我的影响有关。在樱井利夫老师之前,我在中科院的导师陆华也用他的以身作则,深刻地教育了我。遇到陆老师之前,我和其他同学在实验室里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科研上尽快做出成果来。而对于成果之外的,比如实验步骤的规范和实验室的整洁之类的细节关注甚少。但跟陆老师久了,看着他做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整齐规范,耳濡目染中我也就改变了。

我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把当年导师们对我的正面影响传递给了学生们。虽然他们在刚开始时“颇有微词”,但我发现,他们毕业做了老师、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后,又把这套传统传承了下去。

上观新闻:已故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曾经说过,“数学是笨人学的”。这让很多人大为不解———脑袋瓜聪明才能研究数学,笨人怎么学数学呢?只有天分高的聪明人才能从事科研、搞好科研。您怎么看?

薛其坤:自古以来,人们就对“神童”、“天才”津津乐道,追捧不停。的确,“神童”和“天才”很优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才能去研究数学、搞科研。我想,吴老所说的“数学是笨人学的”,指的是在天赋之外,后天的努力和坚持更加重要。科研同样如此。大家不要认为科学就一定是高深的,再高深的学问,也是在找到方向之后,一步一脚印,慢慢从基础向高深推进的。

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个“笨人”吧。做好一个“笨人”,才是不容易的。

真正做学术的人不会抄袭

薛其坤办公室一隅,放着一个地球仪。工作之余,他喜欢转动地球仪,观察不同的地区,用山东话来说,思考些“科学家‘好问’的事儿”。比如,世界上最窄的运河在哪,它为何会建造于此等等。

对薛其坤来说,靠观察地球仪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喜爱,着实是不得已。

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后,薛其坤越来越忙,分管学校科研工作的他,总有开不完的会。但即便愈发忙碌,即便有人不太理解,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大胆转型”是值得的。

上观新闻:您从2013年起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继续领导着自己的科研团队。有一种声音认为,行政工作会对科研工作产生影响,您怎么看?

薛其坤:这种担心可以理解。这份责任重大而繁忙的行政工作确实对我本身的科研有所影响,但从事管理工作的这次转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科学研究处在黄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恰恰需要更多的人才去绘制更多天马行空的“中国梦”、“科学梦”。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多年经验和体会,在管理岗位上促进学校整体科研工作的一点提升。目前来说,这比我自己的科研成就获得提升更为重要。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的团队里,一批成熟、肯干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了起来,现在的分工很明确:他们负责在一线把实验做好,而我更多地把握一些宏观的方向。在我看来,这样的配合和平衡是比较合适的,也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

上观新闻:凡是有关高校的问题,社会关注度总是很高。有人说,高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问题。比方说,过度行政化问题。有人呼吁要“教授治校”,并且诟病“外行管内行”。您对此有何见解?

薛其坤:我觉得,绝对不能把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简单归纳为“外行管内行”。事实上,“内行管内行”也不完全等同于“教授治校”。

“治校”是管理工作,涉及组织、协调方面的能力,是一种“专业”。教授之所以为教授,是因为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所以“治学”是没问题的。但是,行政管理与治学所属范畴不同,有学问的教授不一定能够干得好管理工作。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盲目推崇“教授治校”,而是要充分发挥高校内不同岗位上不同的人的力量,相互合作,方能有所裨益。

上观新闻:前一阵,沸沸扬扬的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又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于维护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您有何建议?

薛其坤:真正做学术的人是不会抄袭的,因为学术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出现论文抄袭事件,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完善。

我是中国科协道德委员会的一员,曾参与讨论100多篇医学论文抄袭、代写的处理问题。了解了情况之后,我感觉这与我国目前的医疗现实有关系。

一方面,医生要追求职业发展,要晋升就要有论文;一方面,在我国医疗资源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需求的当下,医生往往都是超负荷在工作。连看病都忙不过来,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潜心研究、发表论文。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实际上,医生做学术研究,加深对医学问题的了解,对临床水平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我也相信,如果能够有宽裕的时间,我们的医生也一定会去做学术的。

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不认为应该一棍子把现有的评价体系“打死”,因为发展的速度快了,难免遇到这样那样先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能够重视这个问题,组织力量去研究出一个更科学的评价标准,尽快地把不完善的地方补上、做好。

这个时代不缺明星,缺的是自信

2017年1月15日晚上,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宴会厅隆重举行。钢琴家李云迪、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演奏为颁奖典礼开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几十位国内外科学家,包括马化腾、李彦宏、丁磊、徐小平在内的十多位中国企业家盛装出席。

最后在红毯上亮相,引来全场阵阵掌声的,是首届大奖得主薛其坤和卢煜明。

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明星”,是未来科学大奖想要做的一件事。但在薛其坤看来,科学家当明星是一回事,让公众尊重科学、热爱科学是另一回事。

上观新闻: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对科学家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戴厚底眼镜、邋邋遢遢的“书呆子”形象上。而您领取未来科学大奖的时候,穿着西服、打着领结走了红毯,俨然明星风范。您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科学家的认知有所改变吗?您是如何看待让科学家成为“明星”的想法的?

薛其坤: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肯定是从当年的“呆板”走向了现在的多元。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希望和所有人一样追求美好的生活,不要为了科学“忘我”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认为未来科学大奖提出要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明星”,代表了一个好的方向。重点不在于给多少奖励,而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带动起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社会氛围。

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科学家作为科技强国梦的实践者、引领者,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种“明星”不等同于娱乐明星,不需要太高的媒体曝光率。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应集中在精神品质和科研成就上,不能“跑偏”了。

具体而言,科学家可以通过从事更多的科普工作,在与公众的交流过程中普及科学知识,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和权威。推而广之,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走入更多人的视野,传扬“工匠精神”。

上观新闻:如果让您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讲述科学的魅力,您会怎么描绘?

薛其坤:我会把科学的魅力比喻成人的好奇心的满足。这种好奇心被满足的魅力不仅吸引孩子,也吸引成年人。

探索科学的过程就好比是打游戏,每破解一关的难题,解锁出新的一关,就会满足好奇心、获得成就感。尽管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科学家经常享受到的快乐,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其中。

上观新闻:科学家应该享受到科研带来的幸福。但不知您是否有所感觉,近年来国内似乎弥漫着一种“诺奖焦虑症”,即便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薛其坤:关于“诺奖焦虑”,我感觉很多时候是炒作得太厉害了,还是要理性去看待。大家不能认为拿到某个科学奖项就一劳永逸,它仅是对科学家的一种激励,国家的科学实力真正强大起来、科研不断突破,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明星”也不缺“偶像”,缺的是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文化的自信、科学的自信,是敢于冲破单一评价标准,追求自己梦想的自信。我想,我们的科学家应该志存高远、眼界开阔,不要眼睛光盯着奖项,而要把做出最好的科学研究作为奋斗目标,自信前行。

薛其坤:

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19考研成绩刚刚公布不久,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准备开始二战,有的则准备找工作。可你见过考研3次、读博7年的“笨小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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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笨小孩”叫薛其坤。1984年,出生于沂蒙山区的薛其坤开始考研,第一年考研,高等数学只得了39分。第二次考研,大学物理只得了39分。结果考了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毕业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薛其坤只好跟着导师继续读博士,从事表面物理的研究。直到1992年6月,薛其坤才迎来转机,导师陆华把他送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学习,希望能通过联合培养弥补国内设备条件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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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的仙台,和鲁迅先生做校友,薛其坤很是兴奋。让薛其坤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科研路上考验才刚开始,导师樱井利夫要求非常严格:一周工作6天,7点来实验室,晚上11点之前不许离开——时间不可误,风雨无可阻。樱井利夫的实验室号称“7-11实验室”。薛其坤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有的时候困得坐在马桶上都能睡着。”图为薛其坤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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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之后,薛其坤凭借扎实功底和超常付出,他取得了一个科研上的重要突破——是7-11实验室三十年来最大成果。薛其坤终于感觉到,自己这个山东农村放牛娃脑海里朦朦胧胧的梦想,开始变得有一点现实,有一点真切了。他感觉到,他是可以接近梦想的了。1999年,他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满腔热忱地回到中国工作。图为薛其坤出席“2012两岸顶尖学院人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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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这年,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声名鹊起。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而为此,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后来,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世界物理学领域轰动。著名诺贝尔奖物理学家杨振宁激动不已,“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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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薛其坤有一个比“院士”还要响亮的名号——“7-11”教授,是说他早上7点扎进实验室,会一直干到晚上11点,而这样的习惯薛其坤坚持了20多年。回国至今,薛其坤已经培养出了17位博士后、72位博士和3位硕士。如今,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清华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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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领衔的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每当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薛其坤都会淡然地说:“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探索过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用了3次机会考上研究生,花了7年时间读博。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一个‘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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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5日,薛其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奖金100万美元。不久,薛其坤应邀在央视‘开讲啦’栏目做演讲,主持人撒贝宁向他抛出一个问题:如何使用“未来科学大奖”的一百万美元奖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改善生活!”毫无迟疑的直率回答,瞬间逗笑了全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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