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砖拍得我习惯了,中国影评人的地位到底有多

2019-10-08 04:41 来源:未知

电影《长城》公映第一天,影评人“亵渎电影” 在微博公开炮轰张艺谋,并配文称“张艺谋已死”来表示自己对电影的失望之情。乐视影业官微针对此事发布了一张警告函,要求该影评人删除微博、置顶道歉,否则将追求法律责任。

从12月16日开始,张艺谋的电影《长城》已经在全国公映3天,虽然面临某知名影评人差评,虽然面临某网络影评仅给出5分的评价,但这部电影依然势如破竹,广受影迷热捧。截至12月18日下午5时,《长城》总票房已突破4亿大关,而各大院线依然处于热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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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长城》自上线以来,口碑呈现两极分化,豆瓣评分仅为5.2分,时光网评分也只有7.3分,说明其品质似乎不能让多数影迷满意。不仅如此,因为北京某金V影评人的差评吐槽,乐视影业CEO张昭还隔空“怼”起来,甚至送上了律师警告函。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最开始对电影的讨论,上升到了电影和影评人的对峙。一众电影圈内人纷纷站出来骂影评人:“没有文化素养,诅咒人死。” “微博名就是对电影最大的亵渎。”

那么,张艺谋本人又怎么看待“差评”这个情况呢?据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有自媒体采访到了张艺谋,从他的回应中,能读到“老谋子”的心路历程,张艺谋回应说:“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电影评判标准都是特别严苛的,但对人家的电影,我们又用的是另一套评判标准,好像都能理解了,都能换位思考了。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对外来的电影,我们全都理解,我们全在讲梦、讲童贞;对自己的东西,马上就亮出非常犀利的宝剑,让你体无完肤。说到底,我们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不爱惜自己的创作。我就开玩笑说,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就被骂死了。”

更有甚者,将这件事情上升到了国家高度:“好莱坞电影大肆在中国捞金,影评人一致对国外电影叫好,中国人自己导演的一部魔幻电影处女秀就恶语相加。崇洋媚外的那些人,自己心里极度自卑,就见不得中国人好,见不得中国自己强大起来!”

这一回应被解读为张大导的委屈,但张艺谋随后解释:“真没有什么委屈,这么多年板儿砖拍得我都习惯了。我认为《长城》这件事做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认为它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它成功,尤其在海外成功,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正常人都看得懂“张艺谋已死”这句话的意思,并非诅咒张艺谋的肉体生命,而是他的艺术生命。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乔布斯去世,苹果已死。 ”苹果真的死了吗?并没有。只是在乔布斯去世后,苹果手机再难续当年的辉煌。

最后,张艺谋还透露,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是一部动作片,预计明年3月份开拍。

同理,张艺谋也还活着,只不过对于大众来说,他也难再续当年“活着”的辉煌。至于上升到国家高度,这可能是稍微有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记者杜恩湖

第二天新闻出现一篇关于张艺谋的访谈,从题目开始就很值得玩味,“张艺谋谈被双标: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

在访谈中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电影评判标准都是特别严苛的,但对人家的电影,我们又用的是另一套评判标准,好像都能理解了,都能换位思考了。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对外来的电影,我们全都理解,我们全在讲梦、讲童贞;对自己的东西,马上就亮出非常犀利的宝剑,让你体无完肤。说到底,我们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不爱惜自己的创作。我就开玩笑说,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就被骂死了。”

我能感觉到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对国内的电影环境存在着多大的偏见。

美国作家杰弗瑞·罗宾森说过一句话:“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就如同狗跟电线杆子的关系一样。”但在中国,狗和电线杆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只能抱着电线杆跪舔,而不能自然的撒尿。

电影与文学一样,都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相比之下,很多作家对文学评论的胸襟就宽广的多。文学的文化产业链形成的时间长,文学评论自然也非常成熟,环境相对宽容。而中国的电影文化产业链形成时间不过几十年时间,能促进电影良性发展的影评人也尚未成气候。


对于影评的定义,好莱坞业内只有六个词: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 movie,翻译过来的的意思大概就是“对电影的批判性审视。”

既然是批判性的审视,那批判必然是第一位的。但艺术批判从来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建立在作品水平不佳的基础上,提出的批判。

张导说的“典型双重标准”和“如果聂隐娘是我拍的,早被骂死的”,这两段话,都很主观的将导演与影评人毫无道理的置于对立面。仿佛对于同样一部电影,只要是中国导演拍摄就会被骂,只要是张艺谋拍的电影就会被骂。

中国人常被批判“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但在艺术创作领域并非如此,无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电影,都有着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和批判,对人性和揭露和关怀,甚至有些作品中传递的历史纵深感、儒释道文化的传承等,这些都是每个人中国人从小耳濡目染的。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中国独特文化在不断沉淀,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东方文化,让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

李安电影里常出现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张艺谋早期电影里对中国文化的控诉、贾樟柯电影中对小人物和现实生活的高度还原,这是只有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才能有的感同身受。

纵向的比较来看,张艺谋早期拍摄的《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其浓烈的人文关怀、对现实的映射,被影评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而张艺谋今天的《长城》却因不合理的情节、生硬的好莱坞套路等诸多硬伤为人所诟病。

横向的比较来看,李安同样也是华人导演,拍出的电影却几乎部部好评。无论是早期“父亲三部曲”的东方世故,还是后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西方哲学,都赢得了非常高的赞誉。

所以,影评人从来没有针对个人,也没有针对中国导演,所有的评论都是针对电影这项艺术本身。无论《长城》再怎么打上“东方文化输出”、“中国科幻巨作的崛起”、“对爆米花电影不要要求太高”的标签,公关稿的一再洗地也掩盖不了它的不足。


在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情况下,影评人的评价多半还是客观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好莱坞影评人一样进入电影主流圈子,左右不了电影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存在为了利益而全力黑某部电影

在好莱坞,影评人的评价对电影来说可能是载舟覆舟的作用。

2004年,奥利弗·斯通耗资1.55亿美元执导的《亚历山大大帝》,阵容非常强大,但由于遭到美国影评界的一致嘲讽,该片在美国本土仅仅以3400万美元的票房而惨痛收摊。美国观众不管影片中的文化和商业,他们认可的影评家给出了差评,就不再浪费钱去电影院观看。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当下影评人的评价和豆瓣的评分,不太能影响电影票房,实际上影响最多的是看盗版的人。

这个观点,在当年的张艺谋的《英雄》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英雄》上映之后,诋毁谩骂声不绝于耳。但票房却非常高,年度票房占比27%,还是保持华语片内地票房纪录最长的电影,保持了4年以上。

正所谓没有地位就没有话语权,在资本逐利的今天,导演更多的是和发行商投资商进行利益捆绑。只能接受好的评价,对于影响稍大的负面评论必然进行打压。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冯小刚跳出来反驳王思聪;如今乐视对亵渎电影的警告和律师函,都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非常害怕票房不佳,拼命想要维护自己影片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借机将事情扩大化,让更多人借由事件关注电影。

王蒙曾说过:

“在今日中国,我以这个(文学评论家)称号为耻。文学评论当然应该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而要能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就免不了有对作家的挑剔、指责。挑剔、指责,本来是“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怎么倒成了大逆不道之举?”

王蒙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凭自己本事买的票,你凭什么不让我吐槽,这怎么就成了大逆不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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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芳

90后少女,段子手、影评人

热爱严肃文学,文章风格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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