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古老的传播媒介,U.S.什么应付蜚言

2019-11-14 18:07 来源:未知

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知情者(题记)

近几年来,谣言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公害,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谣言泛滥的重灾区,连带影响到传统媒体,谣言势头汹涌、传播迅速,已经开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开始对各种谣言进行整治,有些人便认为这是钳制言论、妨碍自由,本文对此不做争论辨析,只简单介绍一下强大的美国如何对待谣言。 西历1919年7月27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暴乱,白人与黑人相互采取暴力手段,骚乱活动持续了一周,造成38人死亡,其中黑人23,白人15;另有537人受伤,三分之二是黑人。故意纵火难以统计,最多一天内发生30多起纵火,导致成片火灾,财产损失严重。芝加哥骚乱后,种族暴乱蔓延到美国各个城市,到当年秋天,包括华盛顿市在内的34个城市爆发了以白人袭击黑人为主的血腥骚乱,历史学家将其称为“1919年红色夏季”。 一年后,美国官方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次种族骚乱做了一个600页的报告,认为“谣言”是这次骚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要阻止暴乱就得先对付谣言。这一报告或许可以视为是美国官方开始关注谣言、开始对谣言现象开展研究的起点。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并没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对谣言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明确的政策结果。美国再次对谣言产生高度重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争与谣言从来都紧密相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大量使用谣言战术对付敌方。美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介入程度较低,因此,一战期间谣言对美国的影响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参战前,在德国的资助下,美国国内同情德国的、抱反犹主义的人,便开始在美国散布各种谣言,例如,德国必胜,德国纳粹的暴行都是谎言等。谣言很早就是日本的战争手段之一,随着偷袭珍珠港对美开战,日本对美国的谣言攻势日趋加强,加上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恐慌,偷袭珍珠港成功后不久,关于美军损失的谣言到处传播。这些谣言说,美国整个太平洋舰队的舰船都沉没了(事实上,美军最重要的三艘航母逃过了一劫),还说美国损失的飞机有上千架。除此之外,针对美国的谣言既包括美国在海外的军队,也包括美国本土,目的都是煽动美国民众的恐慌和失败主义情绪。 美国政府的做法首先是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向民众辟谣,他通过广播电台公布珍珠港事件的部分损失,稍稍缓和了美国民众的疑虑和恐慌。此后不久,美国政府委托哈佛大学开设了第一个“谣言诊所”,其实就是一个报纸专栏,针对有普遍性的谣言进行澄清和辟谣。这类“谣言诊所”后来在美国出现了40多家,它们与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合作,开展辟谣工作。与之合作的还有:教会人士、工会成员、商人、警察、明星、军方、FBI等,还有很多志愿者。例如,当时在波士顿就有200多位酒吧老板为本地的“谣言诊所”提供谣言素材,因为酒吧老板很容易竖起耳朵,听顾客们在说什么,他们像很多普通民众一样,认为自己对国家负有责任,成为义务的谣言监督员,记录下他们认为是谣言的内容,交给“谣言诊所”汇总后,统一辟谣(是否有点像“辟谣联盟”?)。这项工作还延伸到美国军方,主管安全的军官被要求在每月例行报告中关注军队内部流传的谣言。 二战结束后,类似“谣言诊所”的公共机构(颇像今天蓝V认证的公共账号)并没有结束,很多心理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对于谣言和公众心理的关系展开研究。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引发的民权运动,美国社会再次进入社会动荡。金博士被谋杀后,北美各大城市经历了类似内战的暴乱,一个官方委员会认为,三分之二的骚乱与谣言有关。于是,美国在过去“谣言诊所”的基础上,美国出现了一种叫“谣言监督中心”的机构。 如果说当年的“谣言诊所”主要靠各地报纸的专栏来辟谣,那么,“谣言监督中心”在传播辟谣内容方面则采取多种手段,除了传统方法外,电影电视教育、宣传短片也是一种,还有街头宣传。最突出的是,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设立很多电话热线,称为“确认中心”、“谣言澄清委员会”、“谣言热线”等。例如,芝加哥的谣言监督中心直到西历1974年依然保持24小时工作,共有10多部热线电话,民众对于各种消息如缺乏认定的把握,都可以打热线电话来确认。这种方式在当年的确是有效的,其有效的前提之一是,官方或民间机构是真正地辟谣,而非其他目的。 西历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陷入性丑闻,克林顿除了多次撒谎外,还搬出了以前的老方法,在白宫设立一个电话“热线”,民众可以打电话,听到对于克林顿性丑闻的官方说法。也许是年轻时受“谣言监督中心”热线电话的影响太深,(美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克林顿还在运用过去陈旧的老办法,很显然难以有效果。然而,辟谣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并不能颠倒黑白、混淆真假。克林顿力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辟谣”,使得他自己成为辟谣对象。因此,真正要辟谣,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企图打着辟谣的名义来掩盖真实,即便技术手段再先进,也是徒劳的。 互联网时代与过去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造谣、传谣的方式手段变了,不再需要在广场上、小酒馆等人群密集场所来收集谣言。互联网时代的谣言大都明明白白地存在于网络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中。至于互联网时代美国又有什么手段来辟谣,这个问题可以问斯诺登。也许,辟谣与造谣、传谣,在互联网时代日益成为双刃剑,恰似西方历史上的法玛女神(又称荣誉女神或谣言女神),总是带着两个喇叭,一个传播好名声,另一个传播坏名声;或者,一个传播真实,另一个传播谎言。而传播什么,关键还要看谁掌握传播工具,对象是谁,为达到什么目的。 一个社会总是需要真相的,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辨别真相,并根据真相做出判决。为了真相,美国人还发明了测谎仪。谣言是什么?形象一点说,谣言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染病毒,信息量越大,信息传播越快,带有传染性的信息病毒就传播越广。病毒传染有接触性传染和非接触性传染,谣言也一样,它靠很多人共同完成对社会的伤害。中国老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这个世界上智者究竟有多少? 上面举的例子只是美国为了防止自己被信息病毒传染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当我们意识到谣言作为信息病毒能对一个社会造成严重伤害时,事实上,我们已经回到了谣言最容易滋生的肥沃土壤,战争。从谣言与战争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到,谣言是敌方的进攻手段,因此,对付谣言也因上升到战争的高度。在战争状态下,对付谣言这一信息病毒的态度是:不让它伤害自己,但可以用它伤害别人。中国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今中国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各种谣言。

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距离现在颇为久远了,所举的例子都停留在了上世纪中后期,然而,这些上世纪的例子现在看来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谣言的产生,人的恐惧来源,传播过程都是相似的,我们也是熟悉的。陌生,是因为我们虽然熟悉它的发展脉络与来源,却无从使谣言消失,而谣言中的人物,身处谣言中心的名人,公司,集团却都是陌生的。

人类很天真的,要么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要么过于相信别人的观点和宣传,大胆假设方面的工作,很多人在做;小心求证方面的工作,只有极少人做。在谣言面前,我们很少不被感染和迷惑,造就谣言这种“社会精神现象”的,并非信源,而是公众。 这本书告诉我们普罗大众,或者称为乌合之众,不乏精英,上层人物,却都深受谣言恐惧影响,深处之中,揭示人们与谣言的关系。书中着重介绍的是谣言的过程,而辟谣方法缺少的可怜,只有书中五分之一的笔法。

在当代中国,“谣言”是个贬义词,内部已经嵌入了“不实”“虚伪”之意思。不过本书作者认为,“谣言”的概念是中性的,它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此处的“谣”是民间流传之意。不要以为谣言只起到负面作用,有时,它也具有相当正面的作用。从定义上看,谣言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进一步说,“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在这里,“真实性”不属于它的定义范畴。

常人皆有新闻欲和传播癖,那些异乎寻常的、荒诞和罕见的消息,肯定会使人感兴趣、吃惊甚或激动,以至于要急急地传播它,希望与人分享这种激动。说到真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得到的消息,比如说老师的知识、专家的见解、商品广告、中央台的新闻。信息的真实性首先是约定俗成和委托核实的结果,“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就谣言来看,它并非是从陌生人那里来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我们熟悉的人那里来的,“谁谁的邻居亲眼看见的”、“小张她男朋友的同学说的”,我们相信谣言的基础,是我们相信传播谣言的人。而为什么人们要传播谣言?为了求知,为了说服他人,为了自我解放,为了取乐,有的时候,就是为说而说——闲聊时我们总要说些什么吧,谣言是完成社会联系、加强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关系的绝好桥梁。

还记得日本福岛地震后,一个谣言兴起,说是核辐射污染了海水,以致波及到了海盐,日本倒没什么,反而是中国人民群众掀起了一阵抢盐的风波。这不是从亲人那里听到的,而是互联网上的一干网友写手写的,经他执笔,入吾之眼,然后有传播癖的我们告诉其他人,引起了恐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天主教传播,一个谣言兴起,耶稣复活后可以在水面行走,没准已经到了日本。这引起了幕府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战争,前前后后打了几年,最终幕府战胜,闭关锁国。这两则谣言的传播都引起了重大的影响,一者是经济上,二者是政治上的,乃至于引起战争,决定了国策。

谣言通常是社会自发的产物,既非故意、亦非谋划。它的力量在于:它是一个集体行动。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有三种演变过程:删减、强调和同化。人们总是试图将他人七零八碎地叙述给他们的片段像拼图游戏般再把它们拼凑起来。信息越是不全,人们就越是不知不觉地去斟酌其含意。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与是否掌握情况无关,而只是把人们自以为知道的多多少少与这事有联系的事情全部“照直说出”,实际上,人们是在清算旧账。谣言永恒地循环出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正如透过梦可以发现个人的潜意识,透过谣言也可以显示出社会气候,显示出集体的追求和恐惧。

从政治的角度看,谣言的本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它是一种反权力,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它是一股地下水,只要有一条裂缝,就会喷涌而出。

卡普费雷不认为谣言能以人为的手段防止,扑灭,禁言。他在书里写道——“我们为什么相信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事物?事实上,我们都是带着一大堆思想、观点、形象和信念生活在这个环绕着我们的世界上。而这些思想、观点、形象和信念往往从道听途说那里获得。谣言提醒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它们。比较起来,情况正相反: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谣言再一次证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的:我们隶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社会是建筑在信仰而不是证据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存在上帝的证据创造了信仰,而是人们信仰了,才产生上帝。”  我们相信,它才真实,听起来很唯心的话,但是在谣言上,即使事情真相不是如此,经过人们口口相传,谣言四起,真相很可能被埋没而人们认为耀眼,那是才真的。

谣言也在随着时代而进步。

是的,以前人们是口口相传,现在的微博配上图片,PS制作,让人们不得不信。在微博上,在所谓的造谣者和辟谣者之间,我不明确地支持哪一方。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的转发和传播还是不明真相或者不动脑子,虽然有些不负责任,但决不可能上升不到像辟谣者指控的“别有用心”或者“不怀好意”。 观察来看,现在微博上的所谓谣言也好,辟谣也罢,都简单化得很。谣言的一般路数,不外乎时空转移、文图不符、半截新闻、简单伪造这类小伎俩;而辟谣的一般路数,也不外乎揭穿而已。

谣言其实是很难完全靠揭穿来平息的,事实在很多时候也并不能完全阻止谣言的继续传播。所谓“流言止于智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智者们用来自欺欺人的“部分真理”;也就是说,流言、谣言都可能在一条传播链上止于智者,但令人沮丧的是,流言、谣言的传播链是如此众多,并不是每一条传播链上都有一个智者。在做过几次类似的辟谣实验之后,我个人认为,在当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阻断谣言、流言的传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我的这个看法,在读完《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由此看来,卡普费雷认为谣言的扑灭是让人们有事做,消除知识空白,信任官方媒介。我不赞同最后一点,毕竟历史证明,最大的谎言都是官方媒介,某物喉舌发表的。谣言的奇幻形式使得理性丧失用武之地,虽然看来悲观,但的确得让知情者站出来辟谣,谣言才可能停止流传。

本文系冷墨潇染所作,首发于简书,转载请与作者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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